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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策兰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日期:2021-05-26 浏览次数:

   里尔克自然是伟大的,但里尔克并未经历过奥斯维辛,而策兰是“一位后奥斯维辛时代的诗人”。

   这个定位在王家新看来非常重要,指出了策兰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以及他的诗歌诞生的文化背景。 “奥斯维辛之后,欧洲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策兰,是指出策兰与我们时代的紧密关系。

   从象征的意义上来看,奥斯维辛从未结束,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后奥斯维辛的时代。

   因此策兰的时代也没有结束,和鲁迅一样。

   这也是为何我们今天仍然阅读鲁迅和策兰的原因。 ”用诗歌“呐喊”策兰在维也纳时期的《埃德加·热内与梦中之梦》(1948)中曾这样宣称:“我想我应该讲讲我从深海里听到的一些词,那里充满了沉默,但又有一些事情发生。

   我在现实的墙上和抗辩上打开一个缺口,面对着海镜……”“从深海里听到的一些词”这个表述让王家新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一般都在浅滩上,深海的诗词我们通常是不容易听到的,但策兰的诗中都是从深海里听到的一些词。 ”这是策兰第一次表明他的诗歌观,并且将其贯穿在一生的写作中。 “在现实的墙上和抗辩上打开一个缺口”也让王家新想到鲁迅。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里并没有一篇被称为《呐喊》的小说,但鲁迅的创作是在他那个年代、在他所说的铁屋子里不得不发出的“呐喊”。

   可以说,策兰的创作也源起于一声呐喊,“策兰是二十世纪初黑暗时代造就的诗人,是犹太民族遭遇大屠杀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造就的诗人。 与那些保持沉默或者不愿公开谈论的奥斯维辛幸存者不同,策兰选择用诗歌进行‘呐喊’。 ”王家新介绍,目前对于策兰的解读存在不同的倾向。 欧洲哲学家喜欢从哲学和史学的角度阐释奥斯维辛,进而阐释策兰的诗歌。

   但也有像伽达默尔这样的哲学家坚持闭口不谈奥斯维辛,仅仅从哲学或史学的角度阐释策兰的诗歌。 还有像《保罗·策兰传》的作者、美国的约翰·费尔斯坦纳等坚持从哀悼的视角解读策兰,认为从诗学的角度解读策兰很可能是一种亵渎。 王家新更倾向于后面这条阐释路径,把策兰放置在奥斯维辛的背景下来解读,“读他们(指伽达默尔这些哲学家)的策兰解读,好像奥斯维辛的惨事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在王家新看来,策兰在奥斯维辛后的写作称得上是一种“晚词”(Spaetwort)的写作。 策兰的“晚词”是策兰在《死亡赋格》之后对自己创作的一个历史性定位,也是王家新开始翻译策兰诗歌的时候感兴趣的地方。

   “对现代诗歌产生实质性影响,我觉得主要是策兰中后期‘晚词’的诗。 ”他最先的阅读和翻译也主要集中在策兰写作的中后期,尤其是后期诗歌。

   早在1991年,他已经在思考策兰的晚期风格,写过一篇叫《文学中的晚年》的文章。

   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策兰的《死亡赋格》直接描述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悲惨经历。

   这首诗虽然不算长诗,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说,艾略特的《荒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诞生的杰作,那么策兰的《死亡赋格》则是反思二战的文学瑰宝。

   《死亡赋格》问世后,不仅在德语世界,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让策兰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他看到《死亡赋格》被广泛引用,不愿意自己的痛苦以及犹太民族的苦难被大众消费;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让犹太民族的苦难化为道德上的制高点。

   对此,王家新回忆起参观荷尔德林纪念馆的经历。 参观中他注意到,荷尔德林的诗在战争时期曾被印刷20万份之多,用于送到前线鼓舞德国士兵的爱国热情。 王家新当时倒吸一口凉气,感叹诗歌就这样被滥用了。

   关于策兰的诗,二战时流亡到美国的德国犹太裔哲学家阿多诺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 ”这个断言很快在西德乃至欧洲产生广泛的反响,“很多人不断引用阿多诺这句话,都是在表面意义上使用,事实上阿多诺的语意非常深刻,‘野蛮’这个词出自阿多诺的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 ”阿多诺观点的本意是,文明和野蛮的辩证法到奥斯威辛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阿多诺的意思并不是说奥斯维辛之后就不能写诗,前提是必须对文明本身展开彻底的批判和反思。 如果不经过任何批判和反思,写诗就是野蛮的,还会导致野蛮。

   ”王家新以一位德国艺术家的作品为例说明:桌子上面是奥斯维辛,桌子下面隐藏着海德格尔的小屋,这件作品形象地阐释了文明和野蛮之间的辩证关系。 活动尾声,王家新分享了他去年1月在巴黎拜谒策兰墓后写下的诗,王家新称这首诗对他有一种还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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